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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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大学》
现代文明以崇尚科学为主要特征之一。只有科学的有效性才得到了普遍一致的认可。科学象征着文明、意味着富强、指引着人类的方向。但是，无论科学在当今世界如何地被所有人所推崇，它始终扎根于西方文明的土壤中，只不过它的覆盖面超越了西方文明的传统势力范围而已。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例。科学仿佛耶稣比喻中的芥菜树，虽然源于一粒极小的种子，植根于世界的一隅，但它有能力成为远近瞩目的明星。
科学对于中国人同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鸦片战争后，中国人被迫打开国门，以坚船利炮为代表的西方科技让中国人大开眼界。那时候的中国人觉得自己样样牛逼，只是在科技落后于西方。所以他们主张引进西方的科技，以此作为维持现行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的手段。这一事实反映出，即使是那些保守的中国人，也都承认中国没有科学，需要从外部引进这一资源。那么，一个文化人阶层受到高度尊崇的古代文明，为什么在它里面竟然没有发育出科学？为什么在中国世世代代的读书人当中没能产生出一个以科学为志业、按照特定职业规范组织起来的专业研究群体呢？
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是按照儒家伦理建构起来的等级结构。在这么一个社会里，虽然也存在着其他思想和文化体系，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始终不可动摇。历代野心勃勃、自命不凡的读书人皆按照儒家设定的内容和方向修身养性、建功立业；至于佛道，不过是读书人闲暇时的高尔夫而已。所以，问古代中国为何未能发育出科学，等于追问儒家文化为何对于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竟然毫无贡献。
人生活在这世界上，他所拥有的资源和精力都十分有限，因此人如果想要在有限的时光里做出一番成就，就只能将有限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他认为最有价值的事业上。不同的价值观都旨在引导个人做出相应的取舍，以便将人塑造为它理想的样式。所以要探讨儒家文化为何对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毫无贡献，就必须要了解儒家持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以及这套价值观是如何内在地决定了一个人的知识结构、行为动机和发展方向的。当我们真正明白了儒家向世人提供了什么，也就能真正明白何以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读书人对于那种以真理性知识为目标的认识活动不感兴趣，何以今天的中国人依然会把公务员视作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理想工作。
在我看来，要了解儒家的价值观，简单的方法就是去读一遍《大学》。它篇幅短小，但由于它指明儒者实践的次第功夫，所以对整个中国社会的价值导向都具有深不可测的影响。我认为，恰恰是《大学》为中国读书人设计的进身之阶，堵死了科学在中国的生存空间。以前我曾写过《孔子道德思想批判》，里面明确指出，孔丘的道德思想不过是以道德的名义，推销一种统治术而已。现在我借用儒家经典《大学》，解释一下为什么儒家的价值观无法开出科学与民主之花。
《大学》，按照宋儒程颐的解释，是「大人之学」。什么是「大人」？《乾卦·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荀况说：「大人哉舜，南面而立万物备。」可见，所谓的「大人」，就是儒家推崇的「圣人」。「圣人」不是一般人可以当得起的称呼，他代表着儒家道德实践的最高境界。这篇《大学》就是教你怎么做一个「圣人」。正是由于它立意「宏大」，所以是「大学」。
在《大学》里，起首两段是全篇的总纲，讲明儒家的追求目的和实践途径，即所谓的「三纲八目」。纲是儒家道德实践的核心，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目是围绕这些核心而展开的方法与程序，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纲与目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如何止于至善呢？那就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如果亲民呢？那得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你依次由修身转而亲民、由贫无立锥之地升级到一统江湖、抚有四海后，你就登上了儒家追求的终极目标：明明德于天下。限于本文的目的和篇幅，这里不对八目做进一步的解释，只是略为分析一下三纲。
总结起来，三纲其实就是儒家为读书人设计的实现自我价值的三阶段论。首先是「止于至善」。什么叫「止于至善」？大学里有解释：就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意思就是要求各人必须依据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来实践相应的道德要求。
儒家的道德规范是与当时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相对应的、按照不同阶层的人士所承担的不同职能而分别设定的行为要求。它起的作用就是强调各人在特定场合中所具有的身份和行为界限，让人永远别忘了自己与他人的区别。由于个人在不同的场合处于不同的身份阶梯上，所以个人的心理会随着场合的不同而在倨傲和屈辱之间来回摇摆。这种为了维系等级制度而有意张扬或挫辱个人人格尊严和自尊心的缺德之德就是儒家情有独钟的「至善」。孔丘就是止于缺德之德的典范。大家可以去看《论语·乡党篇》，里面活灵活现地描写了孔丘是如何如变色龙一般周旋于各种人物中间的。
当个人对儒家道德要求的学习和练习已经能由外入内、由行为而习惯、由习惯而性格时，就可以用自己已经具备的道德礼教来治民或化民，即「亲民」。注意这个「亲」字。宋儒认为「亲」与「新」同义。所以「亲民」既可理解为本着儒家仁爱之心来体恤民众、关心疾苦；又可理解为按照儒家之道来教化民众，使他们弃旧迎新。但无论哪种解释，都反映出儒家把治下的民众当成积攒德行的一种资本。
儒家的成圣之路离不开一个庞大的被统治群体。这一群体不仅要供应儒者的物质之需，还承担着为儒者道德形象造势的神圣职责。为什么《尚书》里要记载商汤入侵东边而西边不爽，讨伐北边而南边不爽，那就是要用人民的「呼声」来标榜圣王的「明德」啊。离开了民众的供养和捧场，儒家的一切雄心抱负就都成了泡影。所以，儒家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绝对是真心话，那是深有感触滴。只不过儒家再怎么看重民众的价值，那都是在利用层面上说的。儒家永远不会把民众当自己人，它只是拿民众当可以利用的苦力、韭菜和炮灰而已。
最后的阶段「明明德」，就是用各种方式将自身通过学习和实践而体认到的那些被儒家看成是天性自成、不被后天私欲所遮蔽的美德，如仁、义、孝、忠、智、信等彰显出来，让周围的人都知道。即「明明德于天下」。
为什么自己的道德成就要让天下人都知道？这与儒家的不朽观念有着内在的联系。孙悟空为什么放着猴王不当，要去拜师学道？就是在追求长生不死。实际上每个人对于永生都有深沉的盼望。只不过不同的文化，解决现实与理想矛盾的方式有所不同。在一些有神论的宗教中，达致生命不朽的方式就是通过此世的行善修行，以求得神灵的保佑而使肉体的毁灭不至于影响到生命的延续。但儒家是一个无神论的准宗教文化，它不认为人的生命会在肉体死亡后还能延续，所以他处理不朽的方式就是「名垂青史」，即借着生前的事功和言论，来对后世发生影响。这样，在儒家那里，只有「明明德于天下」才有可能实现不朽，只有拥有亲民治人的权力才有机会「明明德于天下」。因此凡受儒家熏陶的读书人，不管是在朝也好、在野也罢，对权力都是嗜痂成癖。
「明明德」是收获阶段，「亲民」就是实践阶段，「止于至善」为学习阶段。第一阶段的「止于至善」就是第二阶段的「亲民」之资，而第二阶段的「亲民」是向着第三阶段的阶梯。随着儒者所「亲」之民的增多，由治国而平天下，他最终以其权力的至高无上证明了他本人的道德层次也高居于万民之上，是不折不扣的「圣人」。所以，不要以为儒家的「圣人」只是一个道德范畴。儒家里的「圣人」是以权力为资格证的。孔丘在世时，他不敢说自己是「圣人」，他理想的圣人最起码也是宰相级的。后世儒家之所以嫌给孔丘一个「圣人」头衔还不过瘾，还要称他为「素王」，就是因为儒家觉得没有政治头衔，这个「圣人」就没有合法性。
通过对《大学》的分析可以看出，儒家其实类似于今天的行政学院，从它里面走出的读书人既不是知识的探求者和传承者，也不是处理社会具体事务的专家，而是等级秩序的代表和维护者。他们以儒家修养为资本，以管制人民为天职，以高高在上为成就。至于对真理的爱好和探索精神，那是他们尊崇的圣人都匮乏的，也就教不了他们了。
其实问题还不在于儒家无视人类与生俱来的求知欲望和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问题在于儒家为了保住自己的独尊权力，对他们外行的任何知识与技能一律贬斥为「奇技淫巧」和「小人之术」。于是托儒家的福，中国历代的读书人基本上都是会认字的白痴、会装B的废物。儒家培养出的官僚也只会应付上司、排挤同僚、因循守旧熬资格。一旦遭遇前所未有之变局，立即就傻眼了。
另一方面，由儒家所设计的成功之路将权力作为吸引莘莘学子的诱饵与维持自身统治地位的护身符，因此，受儒家熏陶的读书人根本不可能对民主有什么真正的追求。一个掌握了权力的「儒者」可以表现出爱民如子的风范，因为那是「明明德于天下」的一种方式，也是他粉饰无能、愚弄世人的一种手段，但绝对不会放弃手中的权力。
总之一句话，中国人之所以世代倒霉，其实与儒家对中国人的误导与束缚有着内在的联系。不清除儒学对中国人思想的负面影响，中国人是永远没有指望从地上爬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