匍伏于上帝面前的忏悔——上世纪 50 年代初来华传教士的深切反思

1949年 新中国成立后，新登基的领导人一方面驱逐传教士，切断中国教会与外国教会的组织联系；另一方面在教会内部开展人人过关的控诉运动，企图在思想上也使中国的基督徒与世界基督徒一刀两断。与此同时，被迫离开中国的外国传教士也在对自己的工作以及整个对华宣教事业的成败得失做着痛苦的自我检讨。他们普遍把共产党的上台看成是自己工作的失败、是上帝对他们施行的审判。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传教士们由于深深地卷入了某个历史事件之中，以至于情不自禁地给自己增加了额外的责任，因此他们对问题的反思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特别是他们把共产党的胜利看成是自己工作的失败，显然是过分高估了自己的能量。但是，当我们面对他们在痛苦反思后写下的文字，不能不为他们无情解剖自己的忏悔精神以及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与谅解所感动。

这里选介两位英国传教士在50年代初发表的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反思作品。其中一位是英国圣公会的佩顿。他回国后以「一位中国传教士」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对中国宣教事业大溃败的初步思考》（First Thoughts on the Debacle of Missions in China）。在文章中他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对在华传教事业的批评。另一位是浸礼会的海沃德。1955年，他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书：《侧耳倾听：得自中国宣教事业的教训》（Ears to hear; lessons from the China mission），将海外传教士几年来对于整个事件的反思做了一个集中的总结，并对未来的宣教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限于篇幅，本篇论文仅就两人在某些共同关注的问题上所表达的看法做一番简略的概括性总结。

一、传教士对神学教育的反思

海沃德和佩顿都对 49 年后中国知识界兴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印象深刻。马克思主义理论魅力的辐射圈并非仅局限于非基督徒，也渗透到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心里。无论知识界是在什么历史背境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热潮实际上反映出：「在受过教育的基督徒中，存在着一个知性上的真空。而这个真空暂时被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基督教神学占据着。」

对于传教士来说，这一事实既可怕又令人沮丧。他们看到，由于缺乏足够的理论装备，中国的基督徒无法对无神论思想和官方的意识形态灌输做出有效的回应。海沃德痛心地指出，虽然中国信徒对圣经的了解并不逊色于当时英美国家的基督徒，但他们从未被教导以一种系统的方式去表达他们的基督教信仰。结果，当他们被要求「给出理由来证明他们信仰中的盼望时，他们的思维就变得含混不清了。」中国教会对神学教育的忽视使得基督徒在需要他们为自己的信仰做见证时一触即溃。

神学上的软弱不仅使基督徒无法抵御反对者的批评，也使他们对于教会的价值及其存在基础缺乏正确的认识，从而严重削弱了教会和信徒的力量。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例就是当中国的基督徒被要求以控诉「帝国主义」为条件来换取有限的宗教信仰自由时，他们或者毫不犹豫地切断与外国教会的关系，或者表白自己与外国教会没有关系。在海沃德看来，这种姿态证明

中国的基督徒没有充分理解，被人为的障碍互相孤立开来的教会不是真正的教会。教会的性质和荣耀恰恰在于彰显基督在他里面的统一力量，这种力量将分裂成不同阵营的每一个种族、每一种政治信念的男人和女人重新凝聚在一起。

中国基督徒灵性上软弱和对基督徒团契的漠视也使他们迅速自食其果。不久他们就被迫从控诉西方帝国主义转而互相揭发自己的教会同工。神学上的匮乏导致教会的软弱，而教会的软弱又使得每一个基督徒不得不独自面对内外双重的巨大压力。

正是看到了神学根基与教会生存之间的决定性关系，海沃德强调：「一种关于教会及其存在基础的正确神学乃是抵御外界各种压力的最好屏障之一。」强有力的教会团契会使每个人在困境中获得必要的支持和援助，从而使整个教会更有力量去共同应对外界的压力。

只有置身于一种真正属灵的团契中，人们才能获得被释放的体验、他们最深层的需要才能得到满足、与耶稣复合的真正意义和力量才能得到彰显。而这样的教会就不仅仅是向世界做见证而已。它的伙伴关系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各种事务中，它的成员每天都能获得那种激动不已而又平安坦然的归属感，上帝的爱就在彼此之间的无私关心中得以实现。

这样一种境界要求在每一个信徒都对教会的价值和自己在教会中的责任有清醒的认识。遗憾的是，由于对教会及其存在基础缺乏正确的认识，中国的教会始终未能拥有足够的力量来承担自己的使命。

但是，海沃德进一步指出：「如果西方的基督徒冒然论断他们的中国兄弟，仿佛他们自己不需要对此负责似的，情况就越发可悲了。」实际上，对神学教育的忽视并非只存在于中国教会内。毋宁说，它是西方教会固有缺陷在中国这个特殊环境中的再现。正是由于西方教会平时不重视对平信徒的神学教育，致使来华的传教士们从未想到应对中国的信徒进行系统的神学训练，从未打算在中国建构一个有着神学头脑的教会——因为他们所从出的教会背景就不是这么考虑问题的。

海沃德批评西方教会的牧师一方面认识到追踪最新研究成果和神学思潮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害怕信徒由于接触到某些神学思想而发生信心上的动摇，以至于把神学看成是平信徒不宜涉足的领域，人为地在教牧人员与平信徒之间设置神学沟通的障碍。平信徒被屏蔽于神学之外，就使得牧师与平信徒在陈述同样的信条、面对同样的挑战时处于不同的境遇之下。牧师的陈述能够经得起现代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挑战；而平信徒的表达却为共产党人和其他不信者攻击基督教留下了把柄。海沃德呼吁：存在于牧师与平信徒之间的「鸿沟必须填平，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术成果必须与会众分享，而平信徒也必须要懂得，神学不仅有趣，而且对于基督徒在他们的世俗工作中做见证至关重要。」

海沃德从牧养的角度讨论西方教会在神学教育上的偏差以及给中国教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佩顿则从宗派特点出发对中国教会软弱涣散的原因做出自己的解释。他认为，中国教会存在的问题与来华传教士的宗派构成有一定的关联。进入中国的基督教主要是新教中较为极端的自由派或保守派。自由派与具有非宗教倾向的儒家文化传统融合，发展成为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自由主义基督教。这种基督教被一位刻薄的观察家称为「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儒教」。而保守派则进入迷信色彩浓厚又没有什么文化的市井百姓当中，演变成为将西方的保守传统与中国原始迷信融为一体的基要主义基督教。

两大对立的教派都鄙视正统神学。自由主义立场的基督徒企图以心理学、社会学等世俗学问来取代神学，而基要主义的教会则把组织路线奉为金科玉律。这样，神学就在中国大多数信徒那里失落了。即使是那些受过一定正规神学教育的信徒，也因为教育方法不当的缘故，只会跟在西方的思想观点后面亦步亦趋。他们思想保守、头脑僵化，没有能力将神学运用到具体的处境当中，创造出一种本色化的基督教生活。

佩顿指出，神学失落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人们缺乏强烈而稳固的教会归属感。无论是自由派还是基要派，都不满意现实的教会模式。自由派不想要体制化的教会，而基要派只想要一个没有异己的纯净教会。在教会内部，自由派嫌牧养人员文化程度不高、批评教会只关注日常生活琐事而对社会重大问题视若无睹；基要派则认为教会不够属灵、不够火热。两种极端观念实际上都无助于教会彼此之间以及内部的团结。佩顿强调，圣经里所指的教会乃是由蒙救赎的罪人所组成的、有形的战斗队。这样的教会既坚守古典的信仰原则以反对自由主义的基督教；又坚守教会的社会使命以反对基要主义的基督教。但这种真正立基于圣经启示的教会观念同时受到自由派和基要派的左右夹击。自由派认为它太反动；基要派则认为它太现代。结果当49年后中国教会面临大清洗时，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不同神学背景下的不同教会在面对同样压力时所做出的不同见证。

二、传教士对「帝国主义」指控的反思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教会一直背负着「帝国主义」的标签蹒跚前行。1951年初，中国教会在官方组织下开展的「控诉」运动，更使得中国基督徒中间长期以来酝酿的针对西方传教士的种种不满得到了集中的宣泄。面对铺天盖地的「帝国主义」指控，海沃德和佩顿都做出了冷静而诚恳的反思。

海沃德认为，在这种借着马克思主义语言而发出的抨击里，实际蕴含着中国人的复杂情感。他特别提到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传教事业造成的历史阴影。他指出，尽管传教士借助不平等条约得以进入中国，并令当时的西方社会和教会欢欣鼓舞。但历史证明这种乃是一个「代价极其高昂的错误。」不平等条约激起中国人对外国势力的强烈憎恨，其中的保护传教条款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人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印象。对不信教的中国人来说，「基督教就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而西方的传教士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各自国家派出的代理人。」然而，「以前很少有传教士能理解不平等条约带给中国人的心灵创伤。的确有人谈到这个问题，但仅限于基督教社群的小圈子里，它的力量因此就被消解了。」

海沃德不仅反思了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和传教事业造成的无法估量的伤害，而且进一步探讨了传教士中存在的帝国主义倾向在各个层面上的表现和后果。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傲慢态度、奢侈的生活作风、大权独揽的管理方式、将基督教说成是救国妙方的推销策略、对教会本色化运动的三心二意等问题，不仅使教会始终无法摆脱与帝国主义的牵扯，也无形中削弱了中国的教会，使他们成为同胞中被边缘化的一群：

中国的基督徒承认自己受到了合情合理的怀疑，并且为了证明他们作为爱国公民所具有的诚意，他们感到有必要以一种对我们和他们都造成伤害的方式来切断与西方传教士的关系。

基于对这段历史的深切反思，海沃德在书中郑重告诫道：

从中国的经历中所获得的一个教训就是，必须以极大的谨慎去审视传教-政府关系，权衡眼前利益与长远效果，拒绝走可能得不偿失的捷径，并且全力以赴地谋求当地教会的利益，它们必须与本国保持最融洽的关系，尽量不受政治和外国势力的干涉。

限于篇幅，佩顿在「帝国主义」问题上只是把他正在痛苦思索的问题告诉读者，并没有做出详细的阐述。但通过他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刻和具有前瞻性。佩顿指出：传教士对于自己所背负的帝国主义指控普遍有一种负罪感。毕竟，传教士进入中国与商人、军舰、鸦片之间有着一种紧密的联系：

我们必须更加严肃认真地对待帝国主义指控。我们无意识的傲慢一直招致憎恨，我们往往用普世团契的高调来掩盖来自伦敦或纽约的控制，我们慷慨大度的援助削弱甚至腐蚀了受援者——这些事在过去几年里一直让我们良心愧疚，再多些愧疚并非坏事。……把传教谴责为帝国主义给人造成非常深刻的伤害，但如果我们希望从自己的经历中有所收获的话，我们就必须耐心而诚实地正视这个问题。

但他在表达传教士对于以往过失的痛悔心情的同时，也指出：「并非所有基于眼前目的而被谴责为帝国主义的做法都是错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分析只是局部正确而不是全部正确。因此，如果教会和传教士无条件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说教，就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教会不应该在面对指控时畏缩不前，而应该对这种指控做耐心而诚实的审查，将指控的内容按照真伪的差异予以不同的对待。他忧心忡忡地指出：

现在有太多的中国人丧失了勇气，也有太多负有责任的人似乎不了解他们现在所持的立场是何等的危险、何等的授人以柄。对于从中国过来的人来说，情况一目了然，我们正不自觉地在其他地方为自己组织一场中国式的大溃败。如果我们不忏悔，我们就会招致上帝的忿怒。我们现在的义务就是悔改，并且在他的恩典中与他同工。……我们有太多的工作要做，这既需要我们做认真的神学研究，也需要我们采取严肃的经济政治分析与行动。

三、传教士对与当地人民合一问题的反思

一位研究中国近现代教会史的学者 Oi Ki Ling 在论及传教士在中国人当中的形象时说：

许多中国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批评家指责传教士对中国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态度冷漠。他们说传教士们未能与他们所要服侍的中国人合一、反而使中国的皈依者非国家化。中国基督徒还批评传教士将西方的崇拜形式和教会组织强加于他们，未能促进三自原则的实现。而且，他们指责传教士向中国教会输出宗派主义。

同样，海沃德和佩顿亦深切地体认到传教士不适当的生活方式给传教事业带来的潜在危害。佩顿以其亲身经历揭露，在华传教士的薪水是承担同样职责、年龄相仿的中国同工的三倍。他强调，显著的生活差距无论对传教士来说还是对中国人来说都是绊脚石，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宛如一道隔离墙，限制、阻碍甚至摧毁了基督徒之间的伙伴关系。「至少是在大城市，只有那些十分西化的中国人才会在我们的家中感到自在。」他建议：传教士的生活水平和宣教基金的分配应该服从下列原则：

• （A）传教必须以实现所在国基督徒和传教士相互之间的无限协作为最高目的；
• （B）设备和开支不应使当地教会趋于窒息、或者构成过分沉重的世俗负担、或者使基督教丧失活力；
• 和（C）差会最终可以全身而退，将全部责任顺利移交给当地教会。

海沃德认为，为了实现真正的合一，传教士必须要克服许多障碍。其中之一就是传教士与当地人的生活差距。「许多传教士的住处气派豪华，其生活水准也远高于他们所要服侍的大多数中国人。」这就无形中损害了基督徒之间的全面交往，在传教士与宣教对象之间构筑了一条鸿沟：

老的传教士经常安慰那些初来乍到、被眼前的景象吓住的年轻传教士，说什么只要中国人在外国人家里感受到真正的欢迎，就不会妨碍彼此间的沟通。他们不明白，穷人在受到地位财产高于自己的人的款待时所抱的心态已经对基督徒之间的全面沟通构成损害了，虽然传教士与其中国客人之间实际的财政差距远比后者通常以为的要低。对传教士的健康、特别是他们孩子的福利予以关切固然可以理解和同情，但是，正如传教先驱们在其他方面表现出的冒险精神和牺牲精神一样，今天所要求的自我牺牲就是最大程度地与那些福传对象合一。

对海沃德来说，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上与当地人的合一虽然重要，但这只是较浅层次上的合一。真正的合一还意味着深切同情和完全理解当地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精神方面的正当追求。这种合一虽然不要求传教士卷入当地的政治活动，但他们应该与那些负有公民职责、试图将宗教信仰与其政治活动联系起来的人在精神上合一。他最后总结道：

传教士必须谋求与服侍对象最紧密的合一，在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上以身作则，理解他的亚洲或非洲同事和朋友在基督徒公民身份问题上的处境。

四、反思激起的回应

当佩顿的文章发表出来后，立即在传教士的圈子里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并非对文章的内容持有异议，而是对标题中的「溃败」一词无法接受。对于那些正在受着良心煎熬的传教士来说，这种对其工作予以全面否定的标题无异于「往伤口上撒盐」，难怪它激起了那么多传教士的愤慨。另外，他们也不认同这个词本身所蕴含的情绪化倾向，认为「它传达了传教运动彻底崩溃或完全失败的观念。」当时美国的一位美以美教会的主教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中国所发生的事对于宣教团和西方教会乃是一种挑战，促使他们重新评估基督教福音的本义、使其重新焕发活力。只要中国的教会里还保有内在的生命，就没有什么「溃败」。

可贵的是，在传教士被佩顿的措辞激怒的同时，他们依然能够冷静客观地对待佩顿在文章中所提出的批评，并予以正面的肯定。1951 年，当有人要求海沃德针对佩顿的文章进行评价时，如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也反对使用「溃败」这个词，但另一方面，他发现里面有许多值得称赞的地方。 George Hood 强调：「佩顿所做的批评当中，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他将讨论的焦点放在内部因素而不是外部因素上，放在宣教团及其传教士所犯的错误而不是基督徒、中国人和传教士在新中国所经历的困难上。」佩顿的尖锐批评成为传教士们审视自己工作的一面镜子。

海沃德的观点同样受到批评。Oi Ki Ling 认为，海沃德将神学造诣与信仰坚贞程度联系起来的假设缺乏根据。他指出：

许多主要的中国教会领袖虽然曾在海外受过特殊的神学训练，但他们都能适应共产主义，一些人甚至与共产党政权合作。相反，许多最好的见证常常是由那些持有简单信仰的「未受过训练」的基督徒做出的。

但在我看来，Oi Ki Ling 的批评实际上是误解了海沃德。海沃德和佩顿关于中国信徒的神学素养不够的批评，不是针对他们面对逼迫压力时的表现说的，而是针对他们在面对知性挑战时的表现说的。另外，两人强调的重点在于，神学、教会结构、行动能力三者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决定关系。中国教会的分裂与软弱证明了他们实际上处在一种坏的神学支配下，而不是说他们中间没有神学。正因为中国教会中没有好的神学，导致教会名存实无，信徒在教会如同在世界。所以，我们固然可以称赞那些在面对威权压迫时凭着单纯的信心做出美好见证的个人，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掉神学在坚固教会和信徒方面不可废弃、不可轻视的基础性作用。

五、意味深长的结局

半个世纪之后，当研究英国传教士的 Oi Ki Ling 回顾那波由中国革命而引发的反思浪潮时，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我们不知道传教士们在多大程度上记取了他们从中国获得的教训，这里只略提一点，包括海沃德在内的一些前对华传教士，50 年代成为他们差会的对外宣教总干事，他们努力建构一种新的传教模式，以避免重蹈覆辙。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世界宣教运动的基调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传教的重点转移到了强调派出国与接受国之间的伙伴关系上。英国的传教士，虽然在数量上大幅减少，但对外国文化显得更为敏感，并且似乎更为尊重自己的宣教对象。

中国教会遭受的苦难和传教士发自内心的忏悔最终成了对世界的祝福。感谢上帝——我们都没有白白地吃苦！

参考书目：

• Hayward, Victor E. W.. “Ears to hear”; lessons from theChinamission. London:Edinburgh HousePress, 1955
• Hood, George; foreword by Edward Heath.. Neither bang nor whimper: the end of amissionary era in China.Singapore:Preshyterian ChurchinSingaporein association with the Friends of the Church in China (U.K.), 1991.
• Ling, Oi Ki.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British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China,1945-1952. Madison: Fairleigh DickinsonUniversity Press; London: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c1999
• Paton, David. ‘First Thoughts on theDebacle of Missions in China.’ in InternationalReview of Missions, Vol XL, No 160, October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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