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开讲哈。今天我们讲早期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冲突。主要是谈罗马是出于什么原因而逼迫基督教这么一个新兴的宗教，以及基督教是如何凭着着自身的勇气和爱心度过难关的。
一、罗马的宗教
要了解罗马帝国为什么会把基督教当成攻击目标，需要首先对罗马本身的宗教和政治有大致的了解。所以我的第一部分主要是介绍罗马的宗教和政治文化。
1. 罗马宗教的基本特点
与古代绝大多数宗教一样，罗马的宗教也是一种多神教。多神教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的地域性很强。神往往是某一地方的保护神。所以不仅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神明，而且每个地方的人民也都觉得，出了这个地界，就进入了其他神的管辖范围。特别是，在发生战争时，神与人是一同参战的。天上是神仙打架，地下是凡人厮杀。某一方的人如果被打败了，那么这个地方的神就会被降级，沦为魔鬼。而胜者的保护神就会由地方性的神升级为某个大帝国的神。比如马都克神，原来只是巴比伦这座城市的保护神。但当巴比伦成为一个大帝国的首都时，马都克就成为整个帝国宗教的主神。有一部巴比伦的神话史诗叫 Enuma elish，讲述的就是马都克通过战胜原始的大神而上位的故事。这个神话其实也是含蓄地向人们解释，为什么巴比伦会脱颖而出，成为世界之都的。
罗马人的宗教意识跟这也差不多。就是相信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神，这些神都有保护人的能力。但除此之外，罗马人有一个跟其他民族非常不同的观念，就是罗马人一方面相信自己祖先的神会保护自己，但另一方面他也相信，如果给对方的保护神某些利益，就有可能诱使敌人的保护神抛弃原来的保护对象，转而保护自己。所以罗马军队在打仗时会有一个独特的呼召仪式。许诺如果敌军的保护神转而保护自己，那么就会为它在罗马建造神庙。我们现在熟悉的维纳斯神原来是西西里这个地方的神。但当罗马人征服西西里时，就通过这种独特的呼召方式将维纳斯神转变成罗马的神。
呼召仪式反映出罗马人宗教观念的开放和包容。罗马人在征服一个地方时，都不会把自己的宗教强加于被征服者，而是尽量地尊重和保障当地人的宗教信仰。比如罗马人信仰多神教，而犹太人信仰一神教。但是，当罗马人征服了巴勒斯坦犹太人的聚居区后，并没有象希腊人那样，企图强制改变犹太人的传统信仰。而是不仅尊重犹太人的宗教信仰，还给予适当的照顾。犹太人享有在安息日停止工作和举行聚会的权利；有自由崇拜的权利；有免于参加异教典礼和免交某些税收的权利。公元前 47 年，朱利叶斯·凯撒下令免除了获得罗马公民权的犹太人服兵役和预备役的义务，并且在安息年免交赋税。而且，巴勒斯坦之外的犹太人还申请到一项特权，每年可以把征集到的殿税寄往耶路撒冷。
随着罗马版图的扩张，罗马人的这种宗教开放精神就使得罗马境内的宗教宛如一个超级市场，几乎各个地方宗教的人都可以在罗马招揽信徒，甚至互相借鉴吸收。现在基督教的一些习俗其实也是从异教中借用过来的。比如我们的圣诞节。原来这个圣诞节是密特拉教的。但后来被我们拿来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但另一方面，这种宗教宽容和开放政策也会给某些异端邪说提供土壤，对社会稳定产生威胁。罗马政府也对这个问题有高度的警觉。
罗马的态度是这样的：对于那些历史悠久的、建制性的、公开进行的宗教活动，它是尊重和保护的。它承认这是宗教。但对于那些来历不明的、秘密的传教活动，它是予以控制和打压的。它不承认这是宗教，直接视之为「迷信」。相当于今天人们心目中的「邪教」。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是罗马政府在公元前 186 年对酒神教的镇压。与基督教类似，酒神教也是一种跨越了种族、等级、性别等身份界限的宗教，它的内部结构也与早期基督教的教义或组织相似，崇拜也采取秘密聚会的形式。当然，由于它主张在迷狂状态与神合一，因此仪式中含有醉酒和暴力成分。罗马政府对酒神教的镇压蔓延至整个意大利，四千多酒神教信徒被处决。
罗马宗教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是一个社群性的宗教，而不是个人性的宗教。这意思是，宗教的目的是通过建立和维系与神的关系，来保护整个群体的生存繁衍。它跟中国人传统的宗教观念是不一样的。中国人一般把宗教理解为个人修心养性的一种生活方式或精神教化。你要想建功立业，名利双收，就别玩宗教，直接当官。所以对中国人来说，宗教是个人的，出世的，即使身体出不了世，精神也要出世。这是中国人理解的宗教。但包括罗马在内的古代近东社会，没有什么入世出世之分。宗教与政治同为维护社群生存发展的双翼。宗教为政治提供合法化证明，政治也要保护本民族宗教的长盛不衰。宗教实为民族精神的载体。当自己的神庙被毁坏时，就等于民族的生存面临重大危机。
正因为罗马的宗教不关乎个人的修心养性，而是整个民族和社群的兴亡，所以参与宗教就不是你想来就来的。它是一项公民义务。罗马不在乎你心里咋想，关键是你得到场，你得行礼如仪，祭神如神在。而且这种宗教祭拜活动通常不是以个人身份进行的，而是以公民或某个社团成员的身份进行的。
由于在古代社会，宗教与政治实为水乳交融的共生关系，所以通行的社会管理体制都是政教合一。在君主专制国家里，政府与神庙的交汇点是在国王那里。国王被视为神的化身或者代表，他通过宗教身份来管理政治事务，是祭司王。而在罗马的共和政体里，虽然有祭司职位，但没有独立的祭司阶层。祭司职位是由罗马贵族把持的。元老院是政治和宗教的中枢神经。一切重大的宗教决定都是由元老院决定的。当然，元老院对于宗教的管理方式跟它对政治的管理方式也是一样的，就是对外以元老院的名义发布命令，对内实行分权制衡。罗马的宗教职位大致有三类：大祭司、占卜官和十人团。他们各自承担不同的责任，协商决定，最终由元老院拍板和发布。考虑到古代社会中王权与神权的合一关系，我们可以理解，罗马的这种宗教体制的目的就是要使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垄断与神的关系，不能以神的名义获得王权。所以它反映出罗马共和时代对于君主制度的厌恶和警觉。
2. 罗马共和制末期的政治形势和帝王崇拜
我上面介绍的罗马宗教的特点基本上是罗马共和制中期的特点。这套分权制衡的决策体制由于能够防止个人独裁对社会的侵蚀，使得罗马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成为意大利的统治者。接下来，罗马又通过三次布匿战争，灭绝了当时的地中海霸主迦太基，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张到欧亚非三大陆，将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湖。从而形成一个超级大帝国。
随着它版图的扩大，也产生出许多新的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形成一种合力，推动着罗马由共和制向着元首制挺进。大体说来，在罗马共和制的后期，出现了这么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
第一，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罗马早期是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社会。作为罗马公民，罗马的农民不仅要种地养家纳税，还要服兵役。随着罗马的连年争战，大批的土地荒芜，农民破产，这些土地就被并入罗马贵族和大地主的庄园中。这些贵族和地主种地不用自耕农，而是用征服来的奴隶。所以许多罗马平民就沦为无产阶级。
第二，平民权力上升。我们前面说过，在罗马共和时代，罗马的宗教权力基本上是在罗马贵族中流转的。但到了中后期，罗马通过了一项法律，把选举祭司的权力交给部落大会，也就是罗马名义上的最高决策机关，相当于公民大会，是贵族和平民共同参加的决策机关。这等于向平民开放了国家的最高决策权。过去谁要想跻身决策层，你跟圈里人搞好关系就行。但现在，如果你想当选，必须要向平民许诺一定的好处，来换取他们对你的支持。而一旦你当选了，那么就可以挟民意以压同僚。这是决定性的一步，从此罗马开始由贵族共和向民粹政治转型。
第三，罗马的兵役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早期罗马的兵役制是义务兵制。罗马公民有服兵役的义务。士兵与统帅的关系是单纯法律上的命令与服从关系。而现在，罗马由义务兵制转变成志愿兵制。参军不再是一项义务，而成为一种职业。军人必须要通过打仗来获取利益。这种情况一方面大大提升了罗马军队的战斗力。但另一方面也使得罗马士兵的忠诚由罗马转向了统帅个人。那些能征惯战、身先士卒的统帅，往往最能赢得士兵的忠心。以至于他可以凭借这种力量来发动兵变，威胁罗马本身。苏拉、庞培、凯撒等军事强人的涌现就是这种兵役制度改革的结果。
第四，异教观念的渗透。随着三次布匿战争的胜利，罗马的版图已经扩张至北非和小亚细亚地区。这些地区的宗教文化和政治制度与罗马的传统大相径庭。它是希腊化的世界。它的政治文化和宗教理念就是神人合一。他们崇拜的英雄要么是神的后裔，要么是死后成神。比如亚历山大自称为赫拉克勒斯和阿喀琉斯的后裔。在希腊化的国家里，国王往往自称是神与凡人交合的产物。当罗马人进入到这么一个充满着个人崇拜色彩的世界时，当地人基于他们的宗教习惯，往往会自发地将罗马的征服者奉为神明，有特殊的祭礼、专职的祭司和专门设立的节庆。比如，公元前196年，Titus Flamininus 作为希腊的「解放者」，就在希腊受到神一般的荣誉，以表彰他使希腊恢复自由的行动。在接下来的世纪里，还有两位不太知名的总督被当地人敬奉为神。
相应的，罗马人的野心也被这种抬高个人的文化极大地刺激起来。他们开始意识到，可以通过将自己与古代神明联系起来，打造一个神文圣武的形象，以此提升自己在罗马政坛上的话语权。希腊化东方的这种个人崇拜文化就被庞培和凯撒这样的野心勃勃的征服者带到了罗马。成为颠覆罗马传统政治格局的一种力量。其中凯撒是最牛B的，他把自己的家谱追溯到维纳斯。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是神的后裔，有资格在罗马享有神一般的尊荣，甚至企图迫使罗马元老院封他为神。正是这种野心使得他被人刺杀。但是，他死后还是被元老院册封为神。这是罗马历史上第一个被封神的人。他的封神也标志着罗马开始由贵族共和制向着君主专制制度转变。
总之，在罗马共和国晚期，一系列的政治变革和内部冲突使得罗马的政治架构和行为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变：战争和奴隶导致大批自耕农沦为无产阶级；祭司职位的开放导致平民政治地位的上升；兵役制度的改革导致士兵更加忠诚于统帅而不是元老院；所有这些现象都为个人政治地位的上升提供了后劲，偏偏在这时，东方宗教的输入为这些强人实现野心及时提供了新的合法化证明和灵感，使得个人可以利用各种神话来把自己塑造成神的宠儿和全世界的救主，从而有可能取得凌驾于整个罗马之上的独裁权力。
结果在合力之下，罗马经过一系列痛苦的内战，最终由元老院控制下的贵族共和制逐渐转变为由奥古斯都为第一公民的元首制，从而建立起新的君主专制制度。相应的，随着政治制度的转型，罗马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宗教，我们称之为「帝王崇拜」。
所谓帝王崇拜，是指罗马在进入帝国时代后，由官方所设立的奉祀已故或在世皇帝的宗教形式。按照正常程序，每当一位德高望重的皇帝去世后，由元老院宣布已故皇帝已升格为神。但在一些有着君主崇拜传统的希腊化城市，往往在皇帝生前就为其修建神庙，设立祭司和祭拜制度。这种宗教形式始于凯撒被元老院封神。进而由屋大维也就是奥古斯都将其确立为一种常规性的制度，使之成为罗马向臣民灌输罗马意识的公关手段和测试臣民忠诚度的方法。这个在罗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宗教反映出罗马社会以及罗马人的观念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在新的宗教当中，皇帝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介，神对罗马的保护是通过对个人的护佑来实现的。而皇帝通过将自己与神联系起来，也就能够名正言顺地行使统治权力。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帝王崇拜在罗马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罗马人就象崇拜其他神明一样来崇拜皇帝。为他建造神庙，举行祭仪和赛会，以他和众神的名义赌咒发誓。比如，我们在一个纸草纸上看到有灯夫以「从神而出的神凯撒」的名义发誓。等等。而且，有些地方的人还喜欢挖空心思想出些新鲜花样来表达对皇帝的崇拜。比如，公元前 9 年，亚细亚省组织了一场竞赛，征集授予奥古斯都最高荣誉的点子。结果该奖被总督赢得。他的建议就是修改历法，把奥古斯都的生日作为新年伊始。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们很有理由把那一天视为万物的起点。他复苏万物、更新天地。如果不是他为了万物的福祉而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注定毁灭。因此我们理应将他的生日看成是一切生命和存在的起点，和一切哀叹的终结。
二、罗马帝国对早期基督教的镇压
前面我们看到了，帝王崇拜是罗马在由共和制转变为君主制的过程中，伴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逐渐确立起的一种新的宗教或准宗教的形式。它是一种由官方推行的崇拜仪式，意在向罗马臣民塑造皇帝的神圣形象，并且借此试探罗马臣民对于统治者的忠诚。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向皇帝献祭是每一个罗马臣民都必须要履行的公民义务。但当时有两个群体拒绝参与这种仪式，就是犹太人和基督徒。
犹太人不参与对皇帝的崇拜，这在罗马是合法的。罗马人知道，犹太人有这个宗教传统和禁忌，所以对他们有所照顾。基督教是从犹太教中分裂出来的一个异端派别，所以继承了犹太人的这个反对偶像崇拜的传统。早期的基督徒大多是犹太人，所以罗马政府也没太注意这两个宗教有什么区别。但随着外邦人越来越成为基督教的主流，罗马政府也逐渐地感觉不对劲了。这些人不是犹太人，但他们却象犹太人那样拒绝敬拜皇帝。他们还经常在夜里秘密聚会，还说吃人肉喝人血。这是不是一种新出来的迷信啊？而且当时犹太人为了清理异端，也不断地向罗马当局游说，要求镇压基督教。声称基督教是一种新的宗教，与犹太教毫无瓜葛，不配获得尊重和承认。在这种背景之下，罗马政府逐渐地将基督教作为打击对象。这种打击一直持续到君士坦丁皇帝颁布米兰赦令时为止。这里我说两件标志性的迫害事件。这两起事件都是由罗马人记录的，我们可以从中理解罗马人对基督教的看法和采取行动时的政治考虑。
1. 标志性事件
基督教受到的第一次严重打击是由罗马皇帝尼碌发起的。根据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的记载。罗马当时发生了一场几乎将全城夷为平地的大火。火灾发生之后，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谣言，说这火是尼碌下令烧起来的。为了平息这种谣言，尼碌就把罪名栽赃给罗马的基督徒。作为对基督徒的惩罚，尼碌将基督徒裹上兽皮，扔给狗撕咬；或者将一些基督徒绑在柱子上，充作夜间照明之物。
这是基督教历史上遭遇到的第一起由官方发动的迫害事件。当然以前基督徒在社会上也经常受到骚扰和迫害，但基本上都是民间的、自发的，或者是教派之间的。但现在尼碌把基督徒当成替罪羊抛出来，反映出基督教已经被罗马官方盯上了。不管当时尼碌是出于什么缘故要打压基督教。最起码都证明了，尼碌此前听说过基督教，并且认定这是一个有威胁甚至是邪恶的群体。塔西陀本人在介绍基督教时，也形容它是一个「有害的迷信」。说它身上「聚合了一切可怕的和可耻的事情」。这些形容词都反映出当时罗马的精英阶层对于基督教的一般认识。
另一起标志性事件发生在公元 109 年，时任比提尼亚-蓬托斯总督的小普林尼向皇帝图拉真上奏，称他初次审理有关基督徒的案件，请求皇帝对他的处置给出评价和建议。小普林尼的信中具体描写了他在审讯基督徒时所采取的策略：要求被告向诸神和皇帝的神像献祭，并且诅咒基督。凡拒绝如此行事的被告都将被处决。在信中，小普林尼还提到基督徒的组成很广泛，男女都有，而且包含了各个年龄段和阶层。他说，这种「迷信」不仅在城市里广泛传播，而且扩展到郊区和农村。图拉真的回应是：「关于这些基督徒，你不必刻意去搜捕他们。但是，如果他们被人告发，他们就应该受到惩处。但如果他们否认自己是基督徒，或者愿意向诸神献祭，就可以得到宽恕。」
小普林尼与图拉真就审讯基督徒的问题所交换的信件开创了罗马的一个先例。从此之后，「基督徒」这个名称本身就成为定罪的理由，而刑罚几乎都是死刑。如果说尼碌的这起迫害事件还是心血来潮的话，那么发生在公元 109 年的这起迫害事件就意味着基督教已经正式被罗马帝国视为敌人。但另一方面，由于罗马政府对于基督徒采取的不告不理的态度，所以基督徒在这三四百年的时间受到的迫害可以说是运动式的。虽然当运动来临时，基督徒要经受可怕的迫害，但在两次运动之间的间歇期，基督徒还是可以正常生活和工作的。而且政府官员一般即使知道某人是基督徒，只要别人没有检举告发，他也不会去抓捕这些人。所以基督徒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有拥有比较大的生存空间的。
罗马政府的另一个习惯也无意中为基督教的公关形象提供了利用的机会。这个习惯就是，罗马喜欢公开处决囚犯，这样可以起到威慑公众的作用。所以处决基督徒的场合一般都选在广场或斗兽场，把基督徒扔给野兽们撕咬，或者当众钉十字架。当然，许多人也是抱着看热闹或者复仇的心理来观看基督徒受刑。但是，基督徒在这些场合的表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坚忍、镇静和喜乐。甚至为杀害他们的士兵祷告。虽然有些观众被基督徒的表现所激怒，但也有人被他们深深打动。甚至有罗马士兵当场宣布自己是基督徒，结果与其他基督徒一道殉难。基督徒的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给许多异教徒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位为罗马皇帝服务的医生迦林说：「他们对死亡（及其后果）的蔑视对我们来说非常显著，而且每日可见。」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这个英勇的就义不是暂时性的或者是基督教在弱小无能时的被迫之举。而是教会应对外来逼迫的一贯模式，是基于信仰而采取的主动行为。教会虽然对信徒的殉道高度赞扬，以此来鼓励信徒坚守信仰。但教会从未采取措施来阻止信徒退教。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基督徒的殉道决定都是在充分自由的、没有任何教会压力的情况下做出的。他们清楚自己的决定会产生什么后果，但他们直面这个后果，甚至是欢迎这个后果，把殉道视为见证自己信仰的最高形式。当时基督徒互相问候说的一句话就是：「愿你得着殉道士的冠冕。」
2. 两起殉道案例
这里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早期基督教的殉道狂热。
就在小普林尼和图拉真确立了迫害基督教的政策后不久。安提阿主教伊格那丢被从叙利亚押往罗马受刑。一路上他写了大概七封书信给各地的教会。在信中，他除了交代他所关心的教会事务外，还表达了乐意赴死以荣耀基督的心愿。这些书信今天读起来依然感人肺腑。我抄几段给大家看看：
当你们听见了我为我们公众的名义和希望，而以囚犯之身，从叙利亚被解往罗马，我盼望靠着你们的祈祷，得在罗马与猛兽争斗，因而可能成为一个真实的门徒。
我只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在内在外都有力量，让我不单能说，也能实行，不单是有基督徒之名，却更有基督徒之实。
最要紧的是应在耶稣基督里获得真生命。除他以外，不要以任何一事为乐。我今在他里面戴上锁链镣铐，这是属灵的珍珠，在其中，让我得赖你们的祷告而获复活，我恳求在你们的祷告中总是有分，好叫我与以弗所的基督徒同受基业。
请你们只赐给我这一件事，即当祭坛预备好的时候，让我作了上帝的牺牲，而你们组成一个爱的歌唱团，可颂赞在基督耶稣里的天父，歌颂说上帝已经应允了叙利亚的主教，曾从日出的地方召唤了他，让他在日落的地方显现出来。我离开世界归向上帝，正如日落，是件美事，因我可如日之再生，升至上帝之所在。
我甘愿为上帝而死，请你们勿加拦阻。我恳求你们不要用姑息的爱待我。让我被野兽吞噬，而能借以到达上帝之所。我是上帝的麦子，要在野兽们的牙齿里被磨碎，可以作成基督洁净的饼。宁愿带着野兽来，可作我的坟墓，不使我的肉体留一丝痕迹，这样，当我睡下时，就不烦劳任何人去埋葬了。世人看不到我的肉身的时候，我必将成为一个真基督徒。
大地万端与这世上的万国，都与我无益。我即使作全世界的大王，也不如在耶稣基督里受死好得多。我寻求那为我们之故而死的他。我渴慕那为我们而复活了的他。分娩的痛苦临到我身。我众弟兄啊，请让我受难，万勿阻挡我的生存（按，指灵命），不愿意我去死。对一个愿望归属上帝的人，请不要将世俗送给他，也不要用物质去欺哄他。容我接受纯洁的光；当我到了那处之时，我必将真成为人了。容我效法我上帝的受难。凡心中有他的人，就当了解我的意愿，当对我表同情，因为他们明白那管制我的事。
教会传说，伊格那丢主教在罗马斗兽场被野兽吞噬而殉道。
再讲一个女殉道士的故事。她叫翡百秋，出身于罗马贵族。她和一群基督徒被抓，当时她还怀有身孕。在审讯的时候，她特别引人注意。不仅因为她是贵族，还因为她坚决要求与其他基督徒一同受刑。当时总督都在恳求她：「你就不能合作一下吗？」她说：「不行，我是基督徒。」总督没办法，把她关进监狱。她在狱中生下孩子。随后就被押往斗兽场。在广场上，她被野兽撕咬得血肉模糊。有一个士兵被派去帮她了断。士兵实在下不去手。她就用手扶着士兵的手，引导着他的剑刺向自己的喉咙。她的孩子被交给别人抚养，下落不明。
这是两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它充分反映了基督徒基于信仰，对于死亡所怀有的特殊理解和独特的应对方式。有位著名的殉道士如此陈述自己的心志：
我们在受审讯时，要否认我们是基督徒，是我们能力之所及的；然而我们绝不以说谎为生。因为我们盼望永恒而清洁的生命；我们切求得与万有创造主的父神同处，我们毫不踌躇地供认我们的信仰。
正是由于我们不把死亡当成生命的终结，我们也不认为人间的权力会比上帝的权威更强大，所以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对死亡的恐惧，能够忍受死亡过程中的痛苦。但基督徒的殉道精神并不仅仅体现在对权力的抗争方面。当天灾人祸降临时，基督徒同样是以一种殉道的精神来应对的。
3. 以爱征服罗马
公元二世纪时，罗马发生了一场瘟疫。根据相关的历史资料，有学者认为当时的死亡人数约占罗马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一百年后，另一场严重的瘟疫又再次席卷整个罗马帝国。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仅在罗马这一座城市，一天之内就死了五千人。当瘟疫来临时，异教徒的表现与基督徒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 的。当时的一个主教在给教会的信中是这么比较的：
我们的基督徒兄弟之中，绝大多数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心和无比的忠诚，他们从来没有只为自己打算，而是时刻想着别人。他们毫不考虑危险，担当下了照顾病人的任务，尽力满足病人的一切需要，并且还为之宣讲基督的救恩。他们与他们所照顾的人一道，满怀平安与喜乐地告别了地上的生命，因为他们从别人那里染上了瘟疫。他们担当了他们邻舍的疾病，快乐地接受了邻舍的苦痛。很多弟兄在照顾、医治别人的过程中，以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他人的康复。……异教徒的表现与基督徒完全相反，瘟疫刚一传开，他们就把被传染上的人一脚踢出去，哪怕是至亲的家人，他们也是弃之不顾；在家人还没有死去的时候，就往路边一扔。那些无人掩埋的尸体，在他们的眼里就像肮脏的泥土一般。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远离这一迅速传播的瘟疫，以使自己不被传染，但是无论他们怎么做，还是无法摆脱瘟疫的魔影。
上面是基督徒所做的见证。我们再看看异教徒皇帝是如何看待基督徒的。在公元362年，罗马皇帝朱利里发起了一场慈善运动，目的就是要盖过基督徒的慈善运动。他在给一位大祭司的信中抱怨，近来皈依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原因在于：
基督徒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即使这种高尚是做作的。而且对陌生人也有仁爱之心，连逝者的坟墓也帮助看管。
我发现，当我们的祭司忽略了救济穷人的时候，那些不敬神祗的加利利人却看在眼里，然后就去全力照顾他们。那些不敬神祗的加利利人不仅照顾他们自己的穷人，即使是我们的穷人，他们也一概帮扶。不过大家也确实看到了，穷人在我们这里确实得不到足够的帮助。
我这里引用的一些非常有限的资料，希望帮助大家能够理解，为什么基督教在它诞生之初会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政权发生冲突，而基督教又是如何靠着殉道式的勇气度过生存危机的。通过公开的殉道行为，基督徒向那些不了解基督教信仰的人展示了一种崇高卓越的品格。在开始时，人们把基督徒看成是一群没有教养的贱民和恶棍。但是，他们在斗兽场上的英勇表现和宽广胸怀彻底颠覆了罗马人对于基督徒的印象，并且吸引了大批人加入到基督徒的行列中来。而当整个社会处于危难关头，特别是当邻舍陷入困境中，基督徒是他们最可依靠的救助者。
基督徒以爱和献身精神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这些人也就自然成长为另一批有献身精神的信徒。如此滚雪球式的发展，使得教会在经过三百多年的压迫之后，居然发展成为罗马的国中之国。当君士坦丁皇帝宣布基督教合法时，基督徒已经遍及罗马全境，教会本身也已确立起与罗马政府相平行的管理体制。一省的主教，其权力相当于一省的总督。而普通的基督徒也相应地具有了双重身份，承担着双重义务。西方社会所特有的政教关系之间的张力，就是在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冲突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所以有位神学家说：「殉道士的血是福音的种子。」
三、基督徒殉道精神的后续影响
殉道是早期基督教在应对外来压迫时的主要抗争形式。随着基督教被确立为国教，基督徒的生活开始变得较为稳定和平。但这不意味着殉道的现象和殉道精神随之泯灭。在基督教被确立为国教之后。正统教会成为国家压迫机器的一部分，这意味着许多被定为异端的基督徒的处境比以前更加恶劣了，当然他们当中受到迫害的人在我看来也是殉道士。另外，教会的国教化也意味着教会生活变得平淡庸俗。所以就有许多不满现状基督徒纷纷出走，到沙漠和偏远的地方隐居苦修，目的就是要效法早期基督徒的殉道精神，以艰苦的生活来磨炼心志。这种修行方式也是从异教文化中借用过来的，但经过了基督教的改造，在教会史和文明史上有它特殊的贡献。到了宗教改革时期，教派之间势不两立，但对异端的态度却是如出一辙，都是用剑与火来解决问题。所以天主教徒烧新教徒，新教徒烧天主教徒，结果两边都涌现出不少殉道士。我个人觉得，凡是为信仰上火刑柱的，不管是哪个教派的，都值得尊重和敬佩。
在 18 世纪之前，基督教的主要对手是其他宗教和异己教派。但到了 18 世纪末，基督教迎来了它历史上最可怕的毁灭者：政治无神论。1789 年，法国大革命暴发。上台的革命者深受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对宗教充满蔑视和憎恨。于是法国的天主教徒陷入地狱。1917 年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俄国东正教徒从牧首到普通信徒都遭到清洗和迫害。1949年 中国建立新政权，建立起官方的三自教会组织来控制基督徒。凡不肯加入三自教会的都受到迫害和打压。最后，三自教会也被政府自己取缔，等于彻底废除了基督教存在的合法性。
在这种压迫之下，中国的基督徒也象罗马基督徒那样，被迫转入地下。不能公开聚会，就秘密聚会；不能公开传教，就私下里传。没有人指挥，没有人监督，大家都是凭着自己的心意在做。49 年时，中国的正式基督徒人数是 80 万。而到了 1980 年代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官方统计的中国基督徒的人数是 320 万。在那样的打压下，在教会都已经瘫痪的情况下，如果基督徒都退缩了，这些增长的信徒是哪来的？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林昭，她早年在教会学校受教育，却信了共产主义。但在反右时再度觉醒，公然声称自己是基督徒。听说曾把她和一个基督徒关在一起，目的是要使她们在观点上发生摩擦。万没想到林昭会突然信了耶稣，至死不改。我的一个室友，他是他们家第三代的基督徒。他的祖母是在文革期间信主的。我室友曾谈起过当时祖母信主后遭遇到很大的逼迫，曾经想要自杀。但还是最终挺过来了。如今，他们家全家人都是基督徒。我还认识一个天主教徒，也是三代奉教。他的两个叔叔在文革期间被带走，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在这一系列的迫害事件当中，你可能会注意到，少有基督徒奋起反抗的事件。基督徒对于外来逼迫的一贯态度就是忍耐，等着风暴过去。当然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鸵鸟的态度。但如果你知道了，基督教在早期曾经忍受过三四百年的迫害，曾经成为罗马政府、犹太教、哲学家和其他宗教信徒的公敌，而我们在这个严酷环境中还能发展壮大起来。你可能就会理解，在我们的忍耐中其实蕴含着一种自信，我们相信神的保守，相信时间最终是站在我们一边的。而且我们不是消极忍耐，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在利用一切机会传讲耶稣，渴望众人信主。可以说，早期基督徒经历的苦难和英勇事迹对于置身于这个传统中的基督徒都产生了微妙的影响。驱使我们在必要的时候，效法他们的榜样：生存、传教、殉道。我们的信条里是有一条是「圣徒相通」。当你置身于这个传统中时，你可能会理解，这句话不是空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